这两个行为联系在一起，难免让人喷饭并不解。其实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。至少，二者都是人的生理本能需要。几千年前已有先人圣哲说过“食色，性也”，就是为此做的最好诠释。

如果按照现代流行的说法，可以分出若干种解释：吃饭是人的基本需要啦，吃饭是人与大自然的物质交流和新陈代谢啦，做嗳是人生的最高享受啦，做嗳是人对爱情的行为表述啦，或者吃饭与做嗳都是欲望的物质体现啦，以及吃饭是人要活着、做嗳是人要继续活着等等。这些都是现在正时尚的实用主义、理想主义、享受主义、行为哲学以及人文情怀等所坚持的理论表述。

凡此种种解释，都是对这两种正常现象的不同表达。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两件事，都是不可少的。不吃饭，人就要承受饥饿的折磨；不做嗳，必然会有欲火中烧伤及内脏。从远古的类人猿一直到现在的高级文明人，吃饭与做嗳这两件事情，好像从来没有被禁止过；即使史书上能有的记载，那也不过为了达到某种理想而采取的暂时性措施。比如佛教里坚持的“禁欲”，其依据就是为了某种理想境界；儒文化所倡导的“节制”，是为了社会道德这个理想境界。

排除非正常因素，吃饭与做嗳一直跟随着人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。从最初为了饱腹而吃饭，到现在搞出来的饮食文化；从开始的自身生产和种族延续，到现在脱离开人类自身生产而独立出来的性理论以及性行为等，说明吃饭与做嗳这两件事，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，适用于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。但同时，它们也一定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。

从二者的主次关系看，吃饭应该是第一位的，做嗳是第二位的。不吃饭，肯定不会生存；没有了生命，做嗳将无从谈起。只有吃饱了饭，才会“饱极思淫欲”，做嗳才会提上议事日程。从这里是否可以得出，吃饭是物质范畴、做嗳是意识范畴呢？也许这样说是正确的：吃饭是为了身体的物质需要，比如生命运动所需要的能量啦、水分啦等；而做嗳的目的性很强，只为那种由身体运动带来的一种无法言表的身体感受，一种感觉的发泻。

从二者的参与范围看，吃饭是一个人就可以解决的事，有句俗语叫“一人吃饱全家不饿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；而做嗳是两个人、或者多人配合才能完成的行为，不管是双方自愿还是一方强迫另一方，其表现出来的就是多人共同参与性。由此可知，吃饭是低级的、简单的，爱爱是高级的、复杂的。

从二者的表现特征看，吃饭是显性的，具有公共表现性，它可以堂而皇之的呈现在公众面前；比如见面招呼“您吃饭了哪”就显的很有人情味。而爱爱是隐性的，不具有公共性，虽然目前黄段子在酒桌、短信等范围内有较大的生存空间，但它毕竟有借酒卖醉、借物避羞的因素，因此，它不能影响做嗳的隐性；比如大白天两个人见面招呼说“您老做嗳了哪”就会显得非常不可理解，若没有被人当面挥拳头，那一定会认为精神病院的门没有看好才让你跑了出来。

从二者的行为方式看，吃饭是单一的，它对食物的选择完全由自己意愿，而且还属于自我吸收、自我消化，几乎完全地表现为自我性；当然排除正在哺乳期的母亲。而爱爱却是双向的，它在让自己获得愉悦的同时，还给了行为对方同样的愉悦和快感。这种行为表现为双向性。这种双向性还包括双方意愿的双向选择。如果有一方不愿意、另一方无法强迫另一方，做嗳这个行为就不可能完成。

也许还可以再从更多的角度进行分析。但这已经够了。也许我们就可以由此分析出一点什么道理。

吃饭与做嗳既然都是人类不可少的，都属于人类自身固有的需求，那么，它们同样因此出现的权力，都应该受法律保护。生存权就与吃饭密切相连，生育权当然与爱爱息息相关。既然属于人固有的权力，那么，我们就可以先讨论这样一个现象：请吃饭。

请你吃饭，伸张了你的权力，自然需要有求于你了。于是，请吃与吃请，就成为权力交易的一种买卖行为了。但是，随着开始解决温饱、随着小康社会的不断接近，当吃饭不再成为一个头等大事的时候，请吃与吃请就改变了其深厚的含意，成了一种交际的手段了。有事没事“一起吃个饭吧”，要不就发出邀约“什么时候一起坐坐”，请吃饭与吃请饭就不再成为权力交易的中介了。

事物一直发展变化着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深圳罗湖曾经风光的女局长那里得到了实践，“请吃饭”被扬弃后，便成了这样的一个行为：请做嗳。

实在想象不出“我请你做嗳”这样的事情如何说出口，更想不出如何从隐性走到显性面上的呢？但这至少证明了上面的分析是有道理的，做嗳是吃饭的继承与发展，做嗳是建立在吃饭基础之上的。

看样子做嗳与吃饭一样，已经完全属于个人的权力范围了。而且检察院的公诉材料里并没有提及“请她做嗳”这件事。法律不反对，好像道德没有什么约束力吧。面对双方有着共同需求意愿的做嗳行为，社会道德说些闲话好像有点“酸葡萄”吧。

其实这种酸是有道理的。拿着钱和异性做嗳，法律定义为嫖，要法办；因为这里面有钱色交易。拿着权力与异性做嗳，